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
朱子思想在“第二个结合”中的作用
朱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作为四书体系的创立者，对中华文明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今天，我们有必要思考朱子思想中有哪些精华，可在“第二个结合”中发挥作用？
第一，格物致知的政治德性。朱子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大学》这一重要古典政治哲学文本纳入四书体系，加以理学阐释，强调政治德性的培养始于格物致知，充满理性精神，对后世影响极大，由此转化出实事求是的政治德性。
第二，明明德于天下的文明使命。朱子改“亲民”为“新民”，也就是贯彻明德之理。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有明德而不能明者去其旧染之污，这就是自新而新民，大有理性启蒙之意。朱子阐发的内圣外王之道依然存活在我们的文明形态之中。
第三，遵循中和之道的治理思想。朱子阐发的“止于至善”、“致中和”的追求，既是我们认识世界，也是我们改造世界的生命境界与治理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充盈着古老的中和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朱子思想已经发挥并将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陈来：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
文明交往，贵在包容互鉴。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显现。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横行，武装干预不可一世，帝国主义战争、国家间暴力正在回归，个别大国率先回到了丛林法则，背弃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规则。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权，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前行。
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学界先后出现“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等代表性理论。其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伯纳德·刘易斯最早提出文明冲突相关观点，后由塞缪尔·亨廷顿拓展完善，形成系统的文明冲突理论。“文明冲突论”自问世以来，在东西方学术界引发长期、激烈的争论与批判，该理论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过度强调文明差异，忽视了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等更为根本的冲突动因，混淆了相关性与因果性，秉持西方对抗性世界观，还衍生出错误的“中国威胁论”，其关于冷战后文明间冲突将加剧的预言并未应验。
作为对“文明冲突论”的反思与超越，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破解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应当摒弃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将自身价值标准强加于人，推动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政治理论讲席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贝淡宁：
荀子与朱熹论“礼”
荀子和朱熹都十分重视“礼”，他们认为，“礼”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教化。它无处不在，旨在改善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并从人性本身出发，改善人性，使缺点最小化。
“礼”是什么？礼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不是个人的习惯和活动。荀子的“礼”，包括乐礼、婚礼、乡村酒礼、丧葬之礼等。“礼”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荀子赋予“礼”以一种“神圣的光环”，使人们更可能在意和遵循“礼”。“礼”还包含了情感和形式，其细节会依据情境的不同而变化、调整，以服务于其目的实现，即教化人的欲望。同时，“礼”是非强制性的，且具有社会合法性。
关于“礼”，朱熹否定了荀子“性恶”的观点，也不认为礼是先王为了道德进步而设计的文化产物。朱熹赞同孟子“性善”的学说。他认为，礼是内在的理的外在表现，与人的心相契合。
那么，朱熹论家礼，是荀子思想的延伸吗？朱熹为什么要写《家礼》？《家礼》作为一部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家庭礼仪指南。他基于儒家礼仪，规范了包括婚礼、葬礼、祭祀礼等“礼”的仪式，其中，篇幅最长的部分是关于葬礼。他致力于推广儒家礼仪，因此《家礼》中的内容，是能让更广泛的受众轻松理解的。
此外，对比荀子关于“礼”的观点，在《家礼》的序言中，朱熹指出：“三代之际，礼经备矣”，即在“三代”（夏、商、周）的时候，儒家的“礼”已经得到了完美的阐述。“礼”的原则是永恒的，即朱熹指出“名分之守，爱敬之实”，但具体细节则需顺应时代而变。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二级教授冯俊：
文明交流互鉴和朱熹哲学
宋明理学特别是其中的朱熹哲学，自宋朝至明清一直是中国官方哲学的代表，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文明对话中，朱熹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典型案例。
朱熹哲学国际传播的故事加深了我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理解。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首先要坚守文化主体性。要开眼看世界，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和有益的成果，但是不能丢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要守好这个根脉，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
其次，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要承认文明是多样的、平等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哲学之间，要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第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要学会开放包容。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都要珍惜。
第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我们要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继续做好朱熹哲学的研究和国际传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要进一步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朱熹哲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台湾著名哲学教授、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杨祖汉：
朱子与康德道德哲学之比较
朱子强调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并非以性理为外，而是通过格物致知由“常知”到“真知”。
“常知”，即人对道德本有所知，人一反省行动原则，道德法则便呈现，人人皆有，不待经验证明，故朱子说道心人人本有、下愚亦有明德，这至愚而至神，与康德所谓“理性的事实”，可相应解通。
“常知”虽为人人本具，但康德同时指出，人虽有道德意识，但无条件为善的要求会引发“欲望的反弹”，私欲借机混入，使善的动机不纯，甚至产生自欺。朱子论“诚意”时也看到，若对为善去恶之理知得不够真切，就会有力量在后牵扯，使善念被恶所乘。因此，必须从通常的道德理性了解提升至哲学的道德理性了解，以思辨抽象、严格分辨道德法则。因此，我提出“思辨于成德为必要”，并认为这可证成程伊川“真知与常知异”之说。
持敬涵养与穷理也不是空头外部工夫，而有内在根源。明理到十分，如光照满室，能防私欲乘虚而入，并生尊敬之情。我借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相涵蕴”说明，认识无条件实践，应以道德法则为先。朱陆之争，实为契入道德实践以何为先？伊川、朱子重明理，以法则为先；象山、阳明重本心，以自由意志为先。二者并非自律与他律之别，而是工夫入路之别，可以会通互补。
基于对朱子学研究多年的积淀，我对朱子思想的理论形态进行了反思，通过运用康德道德哲学辨析道德的根本原理，以此作为明辨善恶的标准。并进一步延伸到对朱子理学中的心与理、格物致知等核心范畴的理解。正如此次论坛的主题“朱子学与多元文明对话”，通过多元文明对话，推动彼此从更加全面和创新的角度，去理解朱子理学的理论形态、道德秩序的构建完善。
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韩国哲学研究所理事长崔英辰：
孟子与朱子道德心存在论证方式分析
孟子哲学的核心课题之一是证明人性本善，但更关键的是说明“心”何以具有向善的内在依据。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指出人在面对他人遭遇危险时会自然生发恻隐之心，并将这种普遍心理经验提升为人人皆有的道德心根据。然而，孟子的论证虽然能够说明“不忍人之心”确实存在于人的实际心理经验之中，却难以从逻辑上充分证明其普遍性与必然性。
朱子则在继承孟子基础上引入“天地”概念，以“天地生物之心”为理论前提。天地以生物为心，万物由生生之理获得生命；人作为天地所生之物，自然禀受天地生物之心。于是，人的仁爱与恻隐并非偶然心理反应，而有宇宙论依据：“不忍人之心”正是天地生生之德在人心中的呈现。
从论证方式来看，孟子与朱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孟子在“人”的领域内，从现实心理经验说明道德心“存在”，具有经验性、归纳性；朱子则超越人的领域，将道德心追溯至天地生物的宇宙论根据，由宇宙论原则推及人心，具有演绎性与形上学特征。
由此，朱子不仅深化了孟子关于“不忍人之心”的思想，而且为道德心的存在开辟了新的论证领域，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欧阳康：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 与当代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互鉴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系统回答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文明起源、文明多样性、文明发展路径、文明交流方式等根本性问题，对于理解中华文明及其当代价值，推进当代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互鉴具有根本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与地域之别，不同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精神财富。文明相处应当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包容超越优越。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明差异不等于文明冲突，冲突根源不是文明本身，而是霸权思维、利益掠夺与文化霸权。要用文明交流、互鉴、包容替代隔阂、冲突、优越的对抗范式，用实践证明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和平共存、携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创造性升华中华传统文明观，要坚持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中华文明现代力量。
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互鉴，以全球发展倡议来缩小文明发展的鸿沟，以全球安全倡议来营造文明对话的和平环境，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文明真正的对话提供根本价值取向，以全球治理倡议来拓展全球文明共治的体系。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完整的中国全球治理方案，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元文明对话互鉴不是文明趋同，也不是文明隔绝，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要通过持续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0月17日，朱子学与多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五届考亭论坛在我市举行，来自境内外的近两百名专家学者齐聚考亭故里，深入研讨朱子文化的思想智慧、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在主旨报告环节，7位专家学者聚焦朱子思想在“第二个结合”中的作用、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荀子与朱熹论“礼”等主题展开阐述，观点引人深思。
（本组文字由汤文娟、吴建琼、蒋雪娇、李思敏、郑可整理 图片由罗光耀、张行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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